国际书店及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初创时期的人和事
魏龙泉
中国图书进口公司的前身是国际书店进口部，成立于1949年12月，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1949年秋，苏军从东北撤退后留在沈阳、大连的一批俄文书刊和几种中文图书亟待处理，刚入城不久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得悉此事，便派出版科科长朱希负责将大批书籍运来北京，堆放在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的食堂里，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打包。有时，黄洛峰也与大家一起参与劳动。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之后不久，决定成立国际书店，并委派朱希为国际书店第一副经理、刘辽逸为副经理，着手搭班子，找房子，开展工作。另借东总布胡同10号两间房子办公，首先把运到的书籍发往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各大城市。当时国人学习俄语热潮高涨，俄文书刊自然很受欢迎。
1950年7月1日，尚无固定办公地址的国际书店，首先在北京东城王府井大街南口开设第一家外文书店门市部。这里原来是旧正中书局的房子，一楼作为门市部，二楼用作办公和员工宿舍。新中国第一个外文书店门市部主要销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书刊、唱片和图片，极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据首任门市部主任杨云逵回忆说，开幕那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周建人、徐伯昕、黄洛峰等出席，也邀请了苏联及东欧国家驻华使馆外交官，还有印度和缅甸驻华代表。在开门营业头几天内，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戈宝权等都是门市部的常客，刘伯承元帅也来这里选过书，苏联援华专家及家属也都常来书店淘书。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外文书店成为王府井大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小窗
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广大生产和科研部门的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学校老师和学生，渴望获得更多的文化和科技信息，希望有机会买到西方国家的书刊资料，因而促使国际书店开辟进口西方国家书刊的渠道。当时负责书店国际供应科工作的刘邦琛深明这个道理，他说：“我们要了解全世界，全世界也要了解我们，我们要学习苏联的经验，也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因此，世界范围的书刊进出口是时代的必需。”于是，国际供应科指派高国淦、杨景余等三人负责西方国家书刊代办工作。所谓“代办”，即由用书单位提出订书单，国际书店负责办理进口，收到书刊后寄发给订户。当时，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机部和二机部情报所，以及各大城市图书馆，都是订书较多的固定客户，每年向财政部申请用汇约二三十万美元。
面向西方的窗口逐步扩大。20世纪60年代在灯市西口一栋小楼办公时，将一楼东部和二楼西半部全部辟为目录室和样本室，新书样书约每月更换一次，由林开华、朱金海负责。二楼门口东面一小间房专门陈列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图书样本，还有一个带门的专架，陈列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图书。这时，除少数图书馆采访员来选书外，还有中宣部领导周扬、包之静、黎澍常来阅览，中共中央研究室龚育之、逄先知，卫生部部长宫乃泉等也经常来，这扇小窗为国家了解西方和港台出版信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国际书店进口部门与北京市外文书店相关科室合并成立的中国外文书店迁入朝内大街九爷府办公，中院的南厢房、西楼的底层全部作为目录室和新书样本室，对外的窗口变得更大了。
调查研究 节约用汇
遵照“洋为中用”的方针，国际书店和中国图书进口公司（1973年在中国外文书店基础上成立）努力将有限的外汇用在刀刃上，进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需的资料。中国购买外国书刊很少，一些重要的外国期刊缺漏很多。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用了相当大一部分外汇进口国外的过期杂志，并为此成立了“过刊科”，如曾为北京焦化厂购买补齐了德国“化学公报”、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补齐了许多重要的国外著名杂志。当时，进口部有一个推广科，吴仁勇、王恩光、谢婉若、张敦颐、张婉英等负责调查研究国外出版情况，编印“资本主义国家期刊目录”和“资本主义国家新书目录”，供各订书单位参考，同时还将调研获得的外国出版信息油印发给各订书单位，后来逐步发展出版《国外书讯》（后更名为《世界图书》），成为报道外国出版信息的重要行业刊物。
这期间，调研工作取得一项重要成果，发现美国政府出版了四大报告，即美国商务部的PB报告、国防部门的AD报告、航空航天局的NASA报告、原子能委员会的AEC报告，公司用很大一笔外汇帮助我国有关部门引进了这些资料。为此，有关单位曾给公司写信表示感谢：“我们的每一项成果都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举办第一次外国书刊展览会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引起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也激荡了公司职工的心灵，大家都想热心报国。为响应号召，当时任进口部副主任的王福时，倡议举办外国科技书刊展览会，让广大生产和科技工作者有机会更多了解外国科技信息，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这一活动也得到外国出版社和书商的热烈响应，很多单位免费提供书刊样本，也有的给予优惠折扣。当时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英国、荷兰和东德一些书商积极代为搜集书刊。1957年9月，展会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名北京展览馆)顺利举办，共陈列外国图书18000种、期刊4000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外国书展，吸引了大批生产科技工作者和各大院校师生前来参观，后来又转往上海、广州展出，大部分展品在广州售出。在后来的年代里，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又陆续举办了很多次书展。书展已成为广大群众了解西方出版信息的重要窗口。
第一个《外国印刷品进口暂行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对国外印刷品实行管理和限制。此时，出版总署会同公安部草拟了《外国印刷品进口暂行办法》，对书刊进口实行批准制度。
1952年8月，经政务院会议批准公布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国外印刷品之进口，属于贸易性质者，统归国际书店及其指定的代理店经营之”，明确我国图书进口实行垄断制。同时，第四条还规定，图书进口外国书刊（当时主要指西方国家）实行委托和批准制度，“凡国际书店未经售之各种外国印刷品，各机关、团体(包括工厂、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图书馆)，如因业务参考或学术研究之需要，须委托国际书店或其指定的代理店订购，并须经上级机关首长批准，并出具证明书。前项上级有关机关，中央为各委、部、会、院、署、行;地方为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其所属委、部、会、省(行署、市)人民政府。”办法经过一段试行后，考虑到审批手续过于频繁和复杂，1955年3月，国务院对其作了修改，规定各单位委托订购外文书刊，由中央或省市厅局机关审批并出具证明。后来批准制度逐步放宽，现在已没有严格的限制了。当然，海关和公安部门在印刷品进口时还须进行必要的边检。当年的批准制度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对控制反动和淫秽书刊流入我国和节约外汇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开设分店
国际书店成立初期即开始在各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先后在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城市设立国际书店，并派出张兴树、李力行、王春、王德清、李士英、李光奇、章启凡等一批干部支援，房屋主要靠新华书店统筹安排，如上海新华书店将闹市福州路的门市部连同干部员工一并转制为上海国际书店，经理为朱晓光。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许多大中城市成立了国际书店，也有些中小城市开设新华书店外文部。1954年，根据政务院下放机构精神，国际书店划归当地新华书店领导。“文化大革命”以后，外文书店发展更为迅速，各省市外文书店升格，太原等许多地方外文书店盖起了大楼，扩大了营业范围，各地外文书店和新华书店外文部达二百多家，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干部与知识分子结合创业
国际书店成立之后，朱希和刘辽逸带领从山西、河北、山东、东北解放区来的一批干部开展工作，主要有张兴树、赵木邨、仝继强、盂节立、马绍孔、王春、黎丁、宁琳等。同时，出版总署还推荐办过“洋书店”的刘邦琛主管业务工作，派来俄语翻译于静安与苏联国际图书公司驻京代表进行沟通。国际书店是搞“洋务”的，需要一批懂外语的知识分子，因而还刊登招聘广告，吸引了许多青年报名，先后录取的有吴仁勇、何秀瑛、谢婉若、萧静一、柏功敦、游琪、袁传竞、张生林等十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业务骨干，为开创我国书刊进出口业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兴树、赵木耶、李力行、魏龙泉还先后担任过国际书店进口部副主任。
建立规章制度
为防止国外反动出版物的流入和节约使用外汇，当时进口书刊实行委托代办制，并相应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和方法。初期进口书刊订单采用大订单的办法，即一张订单上有多种图书，由于出版日期不同，不能一次到货，因而一张订单常常拖延很长时间，不能及时了结，后来就改为一书一单的办法，即一张订单上只订一种书，订单档案按书名字编号顺序排列，订单到货随时可以结清。
建立编号制度。当时国内订购外国书刊的有上千个订户，与国外同业往来的出版社和书店也有几百家，为便于工作和管理，我们对客户采取编号列名的办法，每个客户登一个账号，建立一个账号簿，由专人负责编号管理，大家可以使用。国内客户按地区或行业归类编排，如科学院系统为1-100号，各公共图书馆从101号开始，那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8号，北京图书馆是101号，工作上接触多了，许多同志看到订单或发票上的编号，就知道是哪一家客户的，可以说账号就是某一客户的代名词。发给国外的订单打上客户的账号，就可省去打客户姓名住址；开给客户的发票打上账号，财务部门就可以分户入账。同样，与公司往来的出版社书商，也给一个英文代号，如日本东方书店编号为TFS、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为OXF，订单号由年代、出版商代号和订单流水号三组数字组成、按顺序编下去，例如一张发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订单编号是:88-OXF-10、11、12，时间长了，操作的员工都能熟记国内外客户的编号。
创建完备的档案。当时书店一年接受十几万张订单，经过很多工作环节，同成千上万家国内外客户交往，产生各种各样的订单、发票和账务单据，如果没有一个完备的档案制度，势必造成混乱。档案主要有以下内容：1.国内外客户名单簿，有客户的账号和详细通信地址和电话；2.国内客户委托单档，分年代按账户号次序存入卡片箱；3.客户往来信件档；4.订单档，按出版商、书商分年代订单顺序号排列，其中又按订货、到货、缺货归类，随时在订单上做记录，方便查询；5.国外出版商来往信件档；6.国外出版商发票档，进货、财务部门各存一份；7.国内客户发票档，一本本发票按时序排列，方便客户查询书名、定价等事项。
实行严格的查目录制度。为保持发往国外订单的准确性，提高订到率，公司实行严格的查目录制度，指定多位外语水平较高的员工承担这项工作，主要有萧静一、曹灵烨、杨树媛、周以瑞、周以训等，他们逐步熟悉国外出版情况，熟悉各种目录工具书。客户送来的委托订单各式各样，有新版书，也有几年前的旧版书，甚至还有些已经绝版的书，查目录的同志负责校检每一份订单，力求书名和出版商的准确性，有时为了一张订单要花不少时间翻查目录，甚至查找英美出版社的累积书目，有些查不到的疑难订单，还得到北京图书馆查对。在工作中，大家还注意一本书的英美版和印度版的比价，尽量订购最便宜的版本，以节约外汇。许多同事在这一枯燥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工作几年、十几年，无怨无悔，让人佩服。
艰苦创业 边干边学
国际书店初创时期，借东总布胡同10号出版总署两间房办公，后来又迁至王府井南口外文书店楼上，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房间内，没有明确分工，有了工作大家一起抢着干。1950年12月，买下苏州胡同38号大院一百多间房，开始安营扎寨，还在一个小四合院的天井上面盖了屋顶，地下浇了水泥石，搭了一个小舞台，成为一个很好的开会小礼堂，年轻人周末常在这里翩翩起舞，展示才艺。
创业维艰，一切从零开始，书店花了约800万元旧币（即新币800元)买回一辆美军遗留物资道奇牌吉普车，客货两用；还在东单广场旧货摊上买了两台恩德伍德牌旧打字机，有人称之为“拖拉机”。书库里拼凑了一些旧书架，勉强将一批俄文书上架。
初次进入苏州胡同国际书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挎驳壳枪的警卫员（李春、李清顺）在朱红大门口站岗，这种情况当时在其他单位很少见，一看便知他们是从解放区来的。进入大院，立刻感到有些“洋味”，西装革履的人不少，而且很多人讲一口上海话，办公室内不时传来“滴滴答答”的打字声，吉普车拉来的外国邮包堆放在西边一排库房门口，许多人在忙着分拣拆包。每天早晨，大院里传来一阵阵朗读俄语和英语、德语、日语的声音。当时正兴起一股学习俄语的热潮，国际书店的员工自然走在前头。后来，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土包子”，也跟苏联国际图书公司驻京代表学习了一阵子俄语。进口书刊是一门新兴事业，即使一些会外语的人，也要学习怎样操作和管理，这方面主要由做过“西书业”的刘邦琛、肖滋、俞秋帆进行言传身教，带领大家在工作中学习。许多会外语的人也不会打字，为此，书店举办了几次打字培训班，请何秀瑛和钟美玲做老师，帮助大家掌握打字技术，后来各外文书店干部培训时，也有这门课程。
历史的变迁
早期国际书店进口部和以后的中国图书进口公司，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和机构改革，体制发生了很多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国家邮发合一分工的要求，国际书店将苏联和东欧国家报刊发行交给中国邮政总局，主要由北京市邮政局办理，随后又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图书发行业务移交给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并为此成立第五业务部，移往通县新华街一座大院内办公。1957年秋，将非社会主义国家图书的收订和发行业务连同工作人员全部下放给北京市外文书店，移址灯市西口一栋三层木结构楼房内办公，此楼早先是学生公寓，供外地来京就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租居。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书店划归对外文委领导，而进口书刊的主要客户是全国各省市的科研和工农业生产单位，当时每年用于进口书刊的外汇很有限，须限额分配。为此，每年对外文委张致祥主任都要和国家科委武衡主任碰头协商，费时费力，非常麻烦，张致祥便想把这项工作交给国家科委管理。1963年，将北京市外文书店外国书刊收订发行业务和工作人员一同交由国家科委领导，并成立中国外文书店，后改称中国图书进口公司，于强、王顺桐、丁波曾先后担任经理，1964年以后公司一直在朝内大街九爷府办公。丁波任内组团赴澳大利亚考察出版业，争取到一笔外商投资，后由国家科委使用，盖成建国门外大街的赛特大厦。
融洽的读者关系
中国图书进口公司有一批固定的大客户，他们订书较多，有专门的采访员与公司保持密切的联系，如北京图书馆的李则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李家珍、中国科技情报所的仲家珍、四机部情报所的谭正森、石油情报所的陈家煌等。工作时间长了，彼此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不仅在订书业务上相互配合、提高效率，还经常互通信息、建立友谊，如北京工学院订购美国政府的科技报告书，给公司提供了线索，开发了这种特殊出版物的进口；一家制糖厂参考苏联书刊资料提高了白糖的质量，送来一包砂糖给公司赵映书，传为佳话，当时媒体也作了宣传报导。后来许多单位向公司提供利用国外信息资料取得的科研和生产方面的成果，图书部的冀振武进行搜集汇编，出版应用外国科技书刊成果两本图书。
公司还与一些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建立联系，召开专门的座谈会，邀请钱伟长、曾昭伦等多位专家出席。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吴尔中，熟悉外国医学书刊出版情况，经常提供咨询，还给《国外书讯》写稿；解放军总参三部的采访员，几次邀请图书部工作人员参加春节茶话会。
感恩的心
1952年秋，我随华应申、陈原一起到国际书店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被留下工作。1980年年底，国家出版局调我参加筹建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这一机遇使我更加热爱外国书刊进口业务，了解外国出版业，同时督促我学习外语，先是自学俄语，后又自学英语，编译介绍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出版业二百多篇文章，出版《纵览美国图书出版与发行》等三本书。回忆这段人生历程，虽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但国际书店和中国图书进口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们的培养和帮助，我始终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的美好回忆。
（作者系版图公司原副总经理，原文刊载自《出版史料》2013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