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中图成立70周年
——中图工作26年往事回顾

宋晓红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古话对今人已经不准确了,但对于公司的生存而言还是真理。据统计，10年企业的存活率仅55%，30年企业的存活率仅5%，百年企业的存活率只有0.45%。活到70年，对一家公司来讲真是百里挑一。存活下去，对做中间生意的贸易公司来说恐怕更是难上加难。改革开放消灭了一批中间商，电子商务又消灭了一批中间商，今天的AI革命恐怕在重整产业链的同时，又要使所剩无几的一些传统中间商销声匿迹了。在70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图不仅活下来了，还活得不错。中图是幸运的，其幸运的原因部分源于政策，但根本在于自强。活下去的危机意识一直敦促中图把改革创新作为发展的主旋律，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所以，中图70岁生日的确可喜可贺。

1977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图公司。中图公司当时是国家进口图书报刊及文献资料的唯一进口单位。七拐八拐走进九爷府的一个偏院，我却被公司的破旧惊到了，以至于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疑惑间，时任后勤处处长黄根林已把我们十几个前来报到的大学毕业生召集起来介绍情况、分配工作，一举定了终身。

当时，全国订书还是采取外汇分配制度，国家外汇金贵，能拿出的外汇有限。公司的贸易规模很小，一年只有两百多万美金。收到的订单必须查重，以杜绝副本、节约外汇。我起初干的就是图书收订的活儿，收单，查重，建档，发单。后来，发现公司的图书编目中缺少德语编目一项，我又主动承担起编目任务。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图当时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人才济济。我对书业术语不了解，许邦兴编纂的《书业辞汇（英汉对照）》就是我的第一个入门小册子。许邦兴、王恩光、王钰龙等人都是进口书刊的权威人物，但公司知名度更高的还另有其人。每天，公司会从世界各地收到大量信件，收信人多为Mr.Zi Liao，大家感觉这个先生真是世界知名人物。后来我们知道，Mr.Zi Liao就是资料先生，也就是资料室负责人洪涛，洪涛就是中图面向世界的窗口。我当时的主管领导是西欧处处长贺家瑞，贺处长喜欢蹲在凳子上抽烟、谈论工作，看上去大大咧咧，但业务纯熟，行事果断，很有威信。他和美大处凌华英处长等都是公司的大将，是台柱子。公司破格任命我为编目科科长后，我和黄莺莺、张作珍、殷罡等人重整了图书编目工作。我们设计流程、制订工作标准、修订中图编目法、推行奖惩条例，图书编目的数量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但年轻也有自以为是的一面，我有时难免不听招呼，直到5个处长都找我谈话。后来，我调任德国代表处时去向贺处长道歉，他说：“人生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年轻人，谦虚点！”我以为，这是经验，也是忠告。

我到中图时，公司领导从史振明到丁庆、陶邵文，领导风格各有千秋。尤其应当提到的是之后继任的丁波经理。丁波是老革命、抗日干部、文艺界名人，到中图前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经理。到公司后，他常言：“我是个文化人，怎么让我来搞这个商业。”一次，公司在武汉搞德国书展，招待会高朋满座，我随行翻译。他一口气说了一二十个单位的来宾，随后让我翻译。我实在记不住，只好笼统翻译了一两家，然后就女士们先生们了。接着，他诗兴大发，口吟李白《白帝城》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措手不及，翻译不了，只能跳过。事后，我说明情况，表示歉意，他却毫不在意。然而，他这个文化人在中图却做了一件地地道道的商业事，就是建成了全国的外文书店系统。他要政策，跑经费，走全国，不辞劳苦，终于达成目标。这一系统的形成使国家受益长远、中图受益多年，非常富有远见。在计划经济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年，丁波同志有此眼光、有此贡献，令人敬佩。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图逐渐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进口书刊也从外汇分配制度过渡到按需订购，全国书报刊订购基本上敞开了口子，公司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

1984年，陈为江到公司任总经理。公司的管理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陈总主持下，公司的经营宗旨从“广罗精选，又快又省，保证重点，照顾一般”过渡到“服务四化，读者第一，快速优质，讲求效益”。公司在经营中第一次有了“快速”“效益”等一系列含有市场经济意味的提法。

陈总到公司后，很快到图书编目科指导工作。当时，我们一年的编目量约2.8万种。陈总认为，为了满足科研教育单位的需要，必须增加编目量，要求当年达到6万种。说实在话，我心有不服，主要是觉得按当时世界每年28万种的出版量，合适的科技图书也就3—4万种。但我们还是努力按陈总的指示增加编目量，一年下来，基本上达到了数量要求。有些门类过去从未涉及，我们首次尝试选编的一本美术类书目，收单竟然超出30万美金。我有些意外，感到自己的思想确实不够开放。国家对外界图书和信息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中图业务不变革确实不行。

还有一件事对大家冲击很大。陈总到公司一段时间后，要求各部门汇报工作。大家自以为熟悉业务，领导刚来，汇报不难。不想，某部门在汇报时，列举了部门经营数字，陈总示意停止，说数字不对，应当是多少多少，要求部门领导回去查实后再来。经查，陈总的数字是对的。当时，中图的经营是大而化之，很多部门对于基本的成本、利润率计算都不甚明了。经此一事，部门汇报工作时都紧张起来，有的人汇报时竟汗流浃背。自此，中图注重成本，讲求效益，追求速度，服务用户的经营思想逐步形成。

在陈总主政中图期间，中图创造了很多书业界第一。比如：

——率先进行体制改革。推行现代公司制度，改革用人机制、工资体系、奖惩制度，使公司面貌为之一新。

——率先引进电脑管理经营。公司当时引进的是一台中型电脑，虽然今天看来性能一般，仅可以带36个终端，但当时是中图的一大亮点，一次报刊计价即可为公司省下大笔资金。图书进口各个环节的业务也变得更为准确、规范、快速，极大增强了公司的竞争力。

——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改革开放以来，据常年参加举办书展的高鑫章同志统计，中图公司已先后举办了大大小小的进口图书展览99个。虽然有此基础，但全国进口图书的数量能否支撑举办一届国际书展仍存疑问。以陈总为首的领导班子做出了举办博览会的正确决策。此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博览会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上级机关的大力支持和一代代中图人的持续努力终于使其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博览会。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博览会为引进海外优秀文化、推动中国出版业发展及“走出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着实令人高兴。

——成立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出版社——万国学术出版社，完善中图的海外网点建设和国内分支机构建设，集团化改革，大幅度提高职工收入，基本解决住房问题，落成公司大楼等，莫不是开业界之先河。就我个人来讲，这十多年也在陈总的领导下逐步成长、成熟。回首往事，感慨良多。

1998年，甘师俊同志到任，任公司董事长。甘董事长针对网络化、数字化的迅猛发展，提出了公司新的发展战略：一个基础，两个拳头。即在继续做好传统业务的基础上，搞好公司网络化管理和网络化运营，大力推动内容产业发展，为公司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积极推动资本运营，利用公司较为雄厚的资金积累，开展资本运营，增强公司实力，谋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为落实这一战略，公司采取了各种举措：如积极开展各种讲座，培训人员，开阔思路；成立了一些推动相关运营的公司，如信息技术公司、投资公司、读者俱乐部、物流公司、国政公司；参股国泰君安，推动中图上市；为开展内容服务业务和海外内容供应商谈判建立镜像站，加大购买海外数据库的力度等。

以上举措，有的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比如公司的网络化建设，加大购买数据库的力度，投资国泰君安等；有的方向正确，一直影响到今天公司的发展，如网络化、数字化建设；有的思路正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预定目标；也有个别项目未能成功。我想，对于公司的发展而言，肯定成绩，纠正偏差，总结经验，持续发展是最为重要的。

2000年，我接任总经理职务。2001年，按上级要求，集团董事会撤销，公司又回到了总经理负责的体制。当时，外部环境变化剧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上级领导部门改变、中国出版集团成立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中图必须在稳定中发展、在改革中奋进。公司领导班子为此陆续推出了以下措施：

——确保公司导向不出问题，进一步强调公司生命线的重要，成立920工作室，开展严格自查，杜绝问题出版物流向社会。

——重新设计撤销董事会后集团公司的管理架构，明确决策程序、议事规则，保证党政、各分管领导分工合作、职权分明。

——推出劳动人事三项制度改革方案，干部全员竞聘，各级主管全权负责，员工定岗定编。

——落实各部门工作任务，推出奖惩条例，建立报刊、图书业务平台和管理平台。

——部署707工程，解决业务转轨后大量职工离岗问题。

——推动世图作为公司的支柱产业发展，投入资金，支持购权，采取多种举措，使世图进入中国出版界前列。

——促进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发展，改两年一届为一年一办，使其初步成为版权交易、文化交流和书刊订购三大平台，博览会世界排名进一步提升。

——为职工重建补充养老保险。

——为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按上级要求带领公司平稳进入中国出版集团。

在公司上下共同努力下，以上举措得以实施并见成效。像导向问题，以前经常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会冒出问题来，对公司的伤害往往很大。920工作室的设立，较好地预防了这类事件的发生。管理架构的明确也使领导班子分工明确，有章可循。我给予分管领导充分授权，大力支持，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还有707转轨工作，其中各方请示、内外斗法、艰难决策自不必说，仅500多名职工的离岗安置就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公司领导班子统一意见，作出决策。中图副总经理、世图公司总经理李峰和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许建刚、党委书记刘志华汇集数据，制定方案，开动员会，做思想工作，日夜奔忙，最终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此事。又如推动劳动人事三项制度改革，虽然是动饭碗的事，但由于操作公开透明、当场宣布结果，过程也较平稳。改革对于提高部门工作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方向没有问题，但设计上个别地方不够完善，我一直抱有遗憾。

2002年，我奉命到中国出版集团工作。我在告别讲话中强调，尽管由于工作原因，我离开了中图，但“我永远都是中图人”。中图是我工作26年的地方，我在这里奋斗、在这里成长，这里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人和事值得我永久怀念。值此，祝贺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成立70周年。相信中图会秉承自己的理念，在现任领导班子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为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中图公司原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