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中图的日子

丁 波

这一年风霜雨雪的日子（指1976年11月前在中国科学院109厂），简直好像过了半个世纪。现在，我已经62岁了，再也不适合去干工厂的领导了！如果能到中图公司干几年，能出点成绩，也就可以向党交代了。过了不久，科学院核心组的决定下来了，终于同意我去中图公司任经理，我愉快地离开折腾了一年多的灾难漩涡。

1977年3月17日，科学院人事局局长领我去向往已久的九爷府。一路上，他向我介绍了中图公司的许多具体情况，我记得最深的是他说"文化大革命后，公司两派矛盾很多，工作条件也很差"。我想,两派思想矛盾，到处都是，相信总会解决的，而工作条件则是靠人创造的。

要千方百计满足"向科学进军"的要求

初到公司，一切都感到新鲜，对我来说，虽然都属睁眼瞎，但我并不发愁，我打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

从阅读文件与交谈中，我开始了解到，"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响起后，各个部门对进口外文图书的需求日益增多。从这个趋势看，外文图书进口工作将来是大有可为的，因此我对公司业务一天天热爱起来。

在文件中，我发现一则聂荣臻副总理的批示，即公司的业务方针"不赔不赚，略有盈余"。提起这八个字，公司干部都早已知道，就是说：进口外文图书的宗旨，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科技服务，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

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我发现公司积累的问题真不少，也可以说是"问题成堆"。我思忖着：为什么会成这样呢？当然主要是"文革"带来的恶果，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政治思想问题、进口机构设置不合理、对国外出版情况和国内读者的要求不了解、外汇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专业人才后续乏力等。为了深入调研国内情况，公司先后派出六个小组，到各地了解外文图书的市场需求与使用情况。

1977年秋，在杭州屏风山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尚存的外文书店代表座谈会。到会代表讨论了三天，最后形成了一致意见：一是建议以国家科委和国际出版局的名义，备文上报国务院，申请恢复或者成立外文书店，办公地点和经费由各省、市设法解决；二是培养干部问题，由中图公司解决。此后，全国29个省（区、市）除广西、西藏、新疆、宁夏等少数地区外，我都亲自找到当地的领导谈论成立外文书店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在公司内部，我们经过多次讨论达成一致意见：中图和各地外文书店只能是业务关系，是在一定时期内的业务指导关系。因此，决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外文书店会议，不定期地举办必要的干部训练班、业务学习班，也可以想办法选派少数干部到国外出版发行单位见习。后来，公司领导还不时到访各外文书店，和它们保持着兄弟般的友好关系。

1978年上半年，调研的同志们先后回来，召开了一次全公司科级以上干部业务座谈汇报会。大家汇报称，好几个大学图书馆虽有陈旧的外文书刊允许阅读，但是讲师、学生都没有兴趣，他们希望得到一些国外的新知识；好几个大学教授表示，外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十几年来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再不进口外国图书，他们这些教书的就误人子弟了！建议我们向中央反映，尽快启封外文图书，更希望中图公司举办外国图书报刊展览，解放人们的思路，开启阅读外文书刊之风。

听了各方汇报，同志们都兴奋起来了。有的说："科学要进军，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满足科技界的需求！"大家希望公司抓紧时机，尽快把业务搞上去：一是尽快举行一次世界性的外文图书展览，要打破坚冰，越快越好；二是争取足够的外汇，满足国内对外文资料不断高涨的需求，迎接科学大进军的新时代。

一个个问题迅速解决。在人才方面，公司党委讨论后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通过派人出国访问，探索英、美、德、日等先进国家的出版社是否能够为我们做业务代培工作，最好能争取对方提供优惠待遇；与北京有关方面协商，派出一批有外文基础、有政治觉悟的干部进行有关知识技能学习。从1981年至1984年，公司共派出244人到有关单位学习，其中派出国外学习的有20人。后来这些人才大部分成了总公司、分公司、外文书店的骨干，为整个外文图书进口业务的发展壮大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举办第一届外文科技图书展览

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纷纷要求中图公司大量进口各国外文图书。一些教授、工程师、学者如饥似渴地企盼着及时读到外文书刊。我们派出去调查的六个小组的同志都深受感动，在每次会议上总是激动地提议尽快举办外文图书展览。与来京的美国、英国、日本书商接触后，他们的触角十分敏锐，也主动向我们提出来华举办书展之事。在这种内外配合的情况下，我们向国家科委主任武衡同志请示，他表示同意，但劝我们内部展出为宜。经过大约五个月时间，我们源源不断地收到外文图书2万多种、报刊1640种、其他样品1332种。同志们四处联系，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愿意以优惠的条件提供场地，同时要求师大师生有权天天免票阅览图书。

1978年3月10日，"外国科技图书展览会"的横幅挂在北师大一座教学楼大门前，14间教室、1间礼堂，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外文图书和科学器材。第一天来了3000多位观众，他们严谨无声地走进展室，好像进了图书馆一样，各取所需，静静地翻阅。有些老教授一边阅读一边发出叹息："我们浪费了10年大好时光！"外地的学者也闻讯而至，他们知道我们要陆续到上海、广州展出，表示愿意跟随书展巡回参观阅读。

天文台台长邹仪新来了8次。好些老教授带着孩子来拍照、抄录、打字。看到他们这种艰苦认真的精神，我们特地购买了三台复印机，专供观众使用，十几天内复印量达70000多页。

4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来了，他从头到尾一间间展室细看了三小时。在听了一些我们感人的情况汇报后，他问我："你们那么多图书器材，是怎么搞来的？"我说："大部分是向国外出版社发信，他们无偿寄来的。一部分是各国使馆知道我们要举行外文书展主动送来的。"他又问："你们有没有邀请各国使馆来参观？"我说："武衡同志说这是内部展出，既然谢绝了外国书商派代表，也就不通知使馆了。"方毅同志带着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你们办事就是一锤子买卖，不讲公平交易。人家既然支持我们办书展，至少应该邀请各国大使、参赞都来参观嘛！人家送了那么多书，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来看看呢？这是国际礼节，不要人家来参观是不合适的！"我挨了批评又无从解释，不免感到委屈，但心里很高兴。我再反问他："我们可以邀请大使和文化参赞来参观吗？"他更进一步说："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专门邀请各国使馆来参观，让外国记者也来。"方毅同志又问："你们办这么大的外国书展，怎么报纸上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回答："科委决定内部展出，就不便发消息了。"方毅同志似乎很生气地说："现在明明是公开展览嘛！什么是内部展出！你们应该招待记者，应该发消息，扩大影响。"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因为我不能做具体决定。当天，我去科委向武衡同志汇报方毅副总理的意见，并请示他如何办理。武衡同志遵照方毅副总理的意见说："很好，你们就按方毅同志的指示办。"

我们得到了尚方宝剑，赶紧邀请美、英、德、法、日、苏联等各国大使、文化参赞参观书展，同时邀请新华社、中新社等媒体记者采访。这一天，各国大使、文化参赞、记者们，都带着录像机拼命拍摄。特别是美国大使，一再表示希望来华举办一次全美书展，并恳切地表示，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都在头版发出消息，观众络绎不绝地赶来。到了原定闭幕那天，参观人数竟达7000多人次。此情此景，欲罢不能，我们只得公布续展3天。到最后参观总人数达到20多万人次。

北京书展结束后，展览先后在上海、武汉、广州、哈尔滨、成都、沈阳、南京、西安8个城市展出，不断得到当地政府和学者、大众的欢迎和好评。

8大城市的展出，观众达61余万人次，复印量达十余万页，抄写、打字、拍照等难以计数，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当时初步总结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收获：一是以实际事例批判了"四人帮"反对"洋为中用"和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对象的反动思想，使很多图书馆、研究所、大专院校的外文书刊逐步解封、任人借阅，进而出现要求多购外文图书的风气；二是以这次外文书展为先河，一些先进国家先后要求来华举办书展，各大出版社要求单独来华展出。后来，几乎每年都有大小型外文书展10余次，最多时达20余次；三是通过这次书展，公司干部思想大大开放，大家对从事外文书刊进口工作的信心大为增强；四是对被封闭了10年的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工业建设等，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如钱三强同志所云:"这个书展，对老人是一次发动，对中年人是一次推动，对青年人是一次带动。"

设立海内外分支机构

自从1978年4月接待了以美国书商协会主席艾伯特为团长的美国书商代表团访华以后，中美两国在图书贸易方面打开了缺口。从美国进口的图书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一批批出版社、书商相继来华访问，开放的形势可谓风起云涌。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提出不仅仅"请进来"，更要"打出去"。1980年5月，科委批准中图组成"公司访问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日本三国的图书业，一是了解外国书业情况和现代化管理；二是探索在美国设立分公司的条件和可能性；三是促进美、加、日出版界来华展出；四是为合作建造展览中心而了解"卢堡·张"公司的实力和社会信誉；五是广泛结交书业界朋友，以利快速沟通信息。

回国后不久，我们决定派黄福生、张幸康去美国立新书店，负责采购图书、装箱、转运等工作。经过一年，他们熟悉了业务渠道和管理办法。1981年，派副经理秦中俊率领财会、业务干部多人去美国，正式成立"北京图书公司"。1983年，在美国购置了库房、办公室和宿舍。后来又在新泽西州买了一座1600平方米的厂房，改建成为书业用房，并且增派干部、充实力量，公司每年营业额由初期的几百万美元增加到1000多万美元。全体干部群策群力，精打细算，北京图书公司用五年时间为国家节约了外汇400多万美元，所有盈利及时汇回中图总公司。由于货运及时，北京图书公司的服务深受国内读者称赞，中图总公司的声誉也日益提高。

在国内方面，1979年成立广州分公司，1985年成立上海分公司，业务的开展可以说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基础设施的恢复与建设

逐步进入了正常的业务工作后，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便是改造发行部的危楼。当时公司的发行场地分为通县、礼士路和九爷府三处，不但不利于统一管理，而且九爷府场地是危房，一经风雨就有倒塌的可能，100多口人的生命安全处在危急之中，必须尽快向上级请求拨款修建。

1977年业务大会后，公司于年底下大决心，抽调一批干部组建了一支基建队伍。副经理高昶带领黄根林等20余人，用六天时间把危楼全部拆除。科学院批示：先由中图公司自筹资金建第一、二两层，由科学院拨款加建上面的三层。结果五层大楼于第二年全部建成，使用面积4550平方米，分散在大院平房里的其他业务部门也都搬进了新楼。同志们说："这是中图公司抬头的起点！"

"中国外文书店"时期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条战线，他们的住地分散在全市各处，不但上下班往返困难，而且大部分同志三四代同堂，挤在一间采光、通气都不足的破旧房屋里。1980年年初，公司决定建一座干部楼，先照顾老同志及高级知识分子，并为此发动大家寻找地皮。行政处黄根林最为积极，他四处奔走联系，找到三里屯一块菜地。1983年，老干部、高知们喜气洋洋地迁入新居。1981年，我们还将东冠英原有20间平房宿舍改建成五层楼房，使用面积达3710平方米，又为一大批职工增加了住房面积。

综合起来，公司自1977年起的六年中，共建成了六栋大楼，使用面积19940平方米，平均每年建成一栋大楼。六栋大楼之中，除九爷府发行楼、东冠英原来旧有地皮外，其余都是基建组同志兢兢业业，通过各种关系，磨干嘴皮搞来的。而且，他们没有花过一文公款，没有请客送礼，这种奉公守法的廉政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此外，随着公司业务的突飞猛进，外宾接待工作日益频繁，九爷府的业务楼显然是不够用了，当然也与公司面貌不相衬，于是建设一座完整的综合大楼就成为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有一天，两个加拿大商人走过九爷府门前，被红墙碧瓦引起兴趣后信步进来参观，恰巧凌华英在清理图书，双方友好地交谈起来。他俩合开的公司叫"卢堡·张"公司，正在北京投资建筑一座豪华的"京伦饭店"。我想，建展览大楼的机会送上门来了！

公司把这一消息报告了科委副主任江明同志，他要我们紧抓这个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实现建楼计划，并且亲自接见了卢堡、张庆如。我们草拟了计划，双方经过多次交换意见，草签了合同。

紧接着，公司组成了筹建办公室，紧锣密鼓地找地皮。黄根林、赵旸等同志在北京到处察看，最后发现建国门外有一块半用半废约有48亩的地皮符合我们计划所需，而且就在目前的二环路旁，交通四通八达，地点十分理想，并与北京市房管局及有关方面洽商成功。我们计划在这里建一座6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大楼，一切建筑用费由加方投资3500万美元。

方毅副总理听了我的汇报，赞扬我们在如此短期内谈下这么优厚的合作条件，并抽出时间接见了"卢堡·张"负责人。1980年访问美国时，我们还到他俩的家庭、别墅、图书商场参观。回国后，双方正式签订了"建造中国图书展览中心"合同。全部使用面积65000平方米，"卢堡·张"使用的一半面积在建成12年后将全部归公司所有，那是多么理想的中图公司远景！全体同志都高兴地为之奋斗，希望早日成为现实。

1985年我离休后，科委因其需要，把正在施工中的图纸以及48亩地皮的合同全部上调，另将东大桥幼儿园的11亩地及相应的建筑费交由公司自建。眼见即将到手的65000平方米的大楼，一眨眼变成不到两万平方米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大楼，而且赔了32套住房。

出版纪念斯诺图书与《世界图书》杂志

1973年1月，《国外书讯》复刊，仍用铅印出版，每期内部发行4000份，极受读者欢迎。到了1979年9月，共出版了81期，每期7000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外国的出版情况，包括各国的期刊、出版社及其出版情况，对当时风起云涌的科研、教学、军事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首次卫星上天，航天部特向中图公司报喜，使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地谋求发展外文图书进口业务。"四个现代化"的提出，特别是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举国上下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要求更为迫切。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编印《国外书讯》的同志们建议杂志正式对外公开发行并改名为《世界图书》。

1980—1983年，可以说是《世界图书》编辑部发展的高峰期，不仅出版了《世界图书》A、B卷，而且出版了《世界机构简称字典》《中国图书馆名录》等一批很有分量的国外书业工具书，为读者做了很大贡献，也为公司的精神风貌增添了光彩。汪道涵同志赞扬说："别看《世界图书》编辑部只有十几个人，可他们的能量很大！"

1982年2月15日是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他，1981年10月，外交部部长黄华写信给我，希望能赶在纪念日之前，以中国学术出版社的名义，翻译并出版斯诺夫人路易斯·惠勒·斯诺写的20万字的《斯诺眼中的中国》。这是一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但是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要翻译、编印一本20万字、437帧照片的巨册，以现有人力物力简直难以承受。经过大家反复研究之后，我们一致决定，即使咬紧牙关也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先利用《世界图书》的一切力量，有了困难再请公司各方力量支援；再不行，就请社会力量来帮忙。翻译工作，除了由王恩光、许邦兴、王学源负责外，还得到申葆青、欧阳达、乐山等同志的协助；出版方面，由公司出版行家刘真亲自担任编辑，督促上海公司、上海印刷厂赶印。经过一番夜以继日的努力，我们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而且质量很高。1982年2月，斯诺逝世纪念日前夕，《斯诺眼中的中国》从上海运到了北京，我用电话告知黄华部长时，他极高兴地说："感谢你们呀!你们完成了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光荣的事!再次感谢你们!"纪念日当天，路易斯·斯诺亲自到公司来表示感谢，一再说："你们的工作效率，简直不可思议!"我当即送给她十册精装本图书，她接到书，还是一再说："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大跃进!"此书一共印制4000册，已成为国内图书馆和一些研究所的珍贵藏本。

（作者系中图公司原总经理，本文摘自《丁波回忆录》，由王玉梅、苏佳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