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彩虹十六载　岁月无悔一首歌
——我与中图的改革发展

陈为江

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中图公司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与发展，走过风风雨雨，迈过坎坎坷坷，一路发展前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图公司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和翻天覆地的裂变式巨变。

初遇中图

中图公司当时隶属国家科委领导，全公司有两千多名员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较多，业务基础比较薄弱，公司发展缓慢，主要领导早已超龄，内部关系不够和谐，职工情绪十分低落。

1984年8月，国家科委决定对中图公司党政领导班子进行改组，委派时任机关新技术局总工程师的我到中图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在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副主任杨浚的陪同下，我与公司全体职工见面。中图公司当时位于朝内大街九爷府，会议借用九爷府的中院大殿举行，场地破旧不堪，台下只摆放几张椅子，职工有的坐着小板凳，有的干脆站着。会场里人声嘈杂、秩序混乱，主席台上讲话的人连自己的声音都难以听清。

"文革"以后，九爷府里有多家单位办公，同时住了两百多户居民，是个大杂院。经理和职能部门的办公室都是在后院平房，会议室灯光昏暗，凳子是铁制长板凳。交通班车是运货的闷罐车，白天拉货，早晚接送员工，车厢内没有一把座椅，大家都坐在车底板上。院内的"夹皮沟"是职工宿舍，做饭要在门外，住户合用简陋的公共厕所。破旧的平房常年不见阳光，夏天返潮时屋内一股霉味，人住久了很容易得湿疹。

中图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进出口贸易，日常工作中有很多外宾来访和洽谈业务，但公司没有像样的接待室。每次与外宾会谈，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外宾提出要使用卫生间。总经理办公室在后院，我与一位副总经理一起挤在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我当时住在国家科委公主坟宿舍，离中图公司13公里。一开始上下班坐班车，但经常忙得不能按时下班，只好改骑自行车，每一趟单程都要一个小时，每天早出晚归。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中图公司是事业单位，收支两本账，利润全部上缴，所需经费由上级部门批准下拨；购买外国图书期刊所需的外汇额度，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分配到各用书单位；分配上基本是平均主义，全体员工月平均工资50多元。

看到公司破旧的工作环境、落后的管理体制、涣散的职工人心，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暗下决心，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作为一位新任的总经理，我必须带领公司干部员工，以雷厉风行、只争朝夕的精神改革创新，加速建立一整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动中图公司实现新发展、迈上新台阶。

建立海外分支机构

国外书刊进口业务当时是中图公司的主体业务，要想做大进口业务，首先要建立国外分公司，这对疏通上游渠道、完善业务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我到任后抓的第一项在完善组织机构方面的举措。

1985年年初，总公司决定先组建英国、德国和日本分公司。经国家科委和财政部批准，公司申请到1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派出英文、德文水平较高的袁水仙、宋晓红两位业务科长，和公司的法律顾问李大川同志一同前往英国和德国筹建分公司。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Pergamon）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Springer）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在英国伦敦选购了一幢独立二层办公楼和一幢住宅，在德国法兰克福购买了一幢商住两用大型独栋别墅作为分公司的办公场所。

1986年，中图英国、德国代表处先后完成注册并挂牌开业，许多欧洲同业朋友前来祝贺。当时代表处的员工构成，不仅有总公司派遣的工作人员，也有当地的外籍雇佣员工。

随后，懂日语的段永萍科长被派往日本，在日本同业海外新闻普及株式会社（OCS）、东贩株式会社的大力支持下，由OCS提供办公用房，中图驻日代表处于1988年正式开业。中国驻日大使馆对此十分重视，时任驻日大使馆公使唐家璇等出席了典礼活动，一百多位日本出版界朋友前来祝贺，开业仪式由我主持。

中图美国分公司早在1981年成立，公司决定追加100万美元，把原来与其他公司合用的办公大楼整体买了下来，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改善了中图美国分公司的办公环境，提升了公司形象和业务实力。

苏联解体后的1994年，中图公司派陆伯华主编到莫斯科建立分支机构。一个个驻外分公司的建立，成为加强中图公司和外商联系的纽带。

1991年，美国分公司成立10周年庆典时，分公司领导晏正邀请美国出版界近两百位朋友到会祝贺，著名的约翰·威立出版公司（John Wiley）总裁布拉德福德·威立先生（Bradford Wiley）出席并致辞。国务委员宋健、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吴仪等领导题词，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金永健、驻纽约总领事张伟超四位大使级官员专程前来祝贺。纽约电视台在当日新闻联播中播出庆典消息，美国的《侨报》次日在头版发表专访我的文章，进一步扩大了中图公司的对外影响力。

海外分公司的大国布局相继成立，重塑了中图的进口业务环节。各分公司可在当地下订单，不仅可以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争取到优惠价格，而且可以把书刊集中后统一发回国内，大大提高了订到率。与此同时，在香港大华贸易公司总经理李久长的积极帮助下，公司争取到民航总局航空运货的特别优惠，从纽约到北京每公斤货物只收0.72美元（而当时通过邮局发货每公斤要付4美元），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到京的空运费也大幅度降低。采用航空运输后，大大加快了我们的发货速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书刊当天即可到达，欧美国家的书刊在一周内可运到，成为中图公司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显著优势。

建立国内分支机构

中图公司在快马加鞭组建海外分支机构的同时，也同步加快了国内分支机构的布局。考虑到上海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数量多，进口书刊需求量大，业务发展潜力很大，所以首选在上海建立分公司。1985年，中图上海公司率先开业。首任总经理吴庆麟德高望重，重视人才；继任总经理秦扶一认真负责，思路敏捷。在两任总经理的领导下，中图上海公司业务飞速发展，1998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利润高达4000多万元。

中图公司早期曾在广州设有发行部，负责接收从美国海运来的集装箱，并从广州就地转发至全国用户。1985年改为空运后，进口货物直达北京，广州发行部的此项功能已经消失，于是决定在广州发行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图广州公司，主要从事港台书刊的进口业务。中图广州公司在张世铭、汪爱云等总经理的领导下快速发展，随后又相继成立了深圳经营部和珠海经营部。

1988年，中图西安公司成立。在蔡文水总经理的领导下，公司开展多种经营，主要从事外国书刊的发行、书刊出版和印刷业务。到1998年，中图西安公司年利润达到2000多万元。

1993年，中图广州公司深圳经营部改组成立中图深圳公司，直属中图总公司领导，谭伦才任总经理。

1996年，中图大连公司成立，金红炜任总经理，为东北地区提供更直接的发行服务。

至此，中图公司完成了国内机构布局，并在44个大中城市建立了脱离邮局的直接送货网络，与覆盖109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书刊进口体系衔接，形成了完整的出版物进口与发行系统，在全国拥有一万多家终端用户，年进口书报刊、音像制品十万余种，为全国各省（区、市）外文书店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了更快捷、更优质的服务。

扩大书报刊进出口类别

国外书刊进口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中图公司每年书刊进口品种数以十万计。我到中图公司后，提出坚持社会效益是公司的生命线，宁可在经济上有一定损失，也不能影响社会效益。为此，公司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审核制度。十几年来，中图总公司从未发生过文化安全事故。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购买国外书刊的外汇额度由国家科委分配给各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各单位用外汇指标到中图公司购书。如此采购国外书刊，手续繁杂，苦乐不均。很多单位由于没有分配到外汇指标无法购书，极不利于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

1985年，中图公司经国家科委和财政部批准，对购买外国书刊外汇进行改革，外汇额度由财政部直接拨给中图公司统一管理，按需敞开供应，以满足全国用书单位需求。同时，财政部同意中图公司的报告，对全国科技教育单位免征增值税。这两项改革措施受到了全国科研、高等院校的热烈欢迎，为中图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报刊进口是中图公司最重要的业务支柱。当时每年进口海外报刊近三万种，重点是对国内科技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科技期刊。总公司十分重视报刊工作，统筹安排国内各分支机构，让懂外文、素质高的人员收集国外出版信息，在全球十多万种报刊中选出适合中国的品种，编制目录供用户选订。历任处长于学诚、袁水仙认真负责，每年对各大用户单位进行定期走访，经常与各图书馆馆长联系，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促使中图公司进口报刊业务一直占据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

除了报刊外，图书文献进口也是中图公司的传统业务，这一块业务也是"国图"（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和"教图"（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强项，因此竞争非常激烈。历任处长贺家瑞、陈惠敏、薄国华、宋晓红、蔡玉娘、卢茉莉等千方百计争取国外优惠折扣。为了降低成本、减少中间环节，总公司开展直销服务，使图书文献进口业务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都大幅提升。 开拓音像制品进口业务为公司实现新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1985年，经广播电视部提议并报国务院批准，由中图公司独家批量进口海外音像制品并在国内公开销售。公司决定，由赵惠媛处长组建音像部并负责该业务。最初进口古典音像制品，销售量增长很快。随后，又批准将海外优秀流行音乐制品引入中国大陆，邓丽君、汪明荃、齐秦、张学友、苏芮等一大批港台、新加坡歌手的作品进入市场，《万水千山总是情》《狼》《大约在冬季》等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作品广为传唱，对提高我国音乐创作和欣赏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公司的音像产品形式从磁带逐渐发展到CD、LD、VCD、DVD，高峰时每年原版音像制品的销售额近亿元。

这条产品线的建立，得到了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有限公司吴静怡总经理的大力支持。吴总在香港音像界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她帮助中图公司联系货源、争取优惠价格和集中转运，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海外来华工作人员的逐年增多，新闻出版署指定中图公司负责向来华外宾收订和零售海外文化制品。公司组建专门队伍开展工作，在国内各大宾馆设立代售点。这项业务时效性要求很高，亚洲地区报刊要当天能看到，欧美报刊要次日能看到，发货前还要完成政审。得益于中图公司长期以来在进口书报刊、音像制品业务上积累的诚信，海关总署授予中图公司"信得过"企业称号，给予我们快速通关的方便，大大节省了时间。这项业务发展很快，最高时年销售额达亿元。

书刊出口是中图公司起步较晚的一项业务。总公司为迎头赶上，动员各分支机构发展书刊出口业务，引进了何小滨等一批骨干人才。通过参加美国图书馆的各种年会，加强对欧洲和日本的出口，积极开展对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服务，不断扩大中图公司中文书刊出口在境外市场的份额。

当代书画艺术品出口是我们顺应改革开放"文化走出去"大潮的另一项创新业务。当时，公司邀请著名画家董寿平、周思聪、白雪石、张仃等大师作为顾问挑选作品，鉴别真伪。总公司领导与东贩株式会社社长上泷博正商定，在东京举办中国画展销会，影响很大。1995年，公司率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大陆书画展，董寿平大师等众多名家的画作与台湾同胞见面，反响强烈，效果极好。

大力发展科技图书出版业务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外币对人民币大幅升值，国外书刊价格快速上涨，国内各图书馆的经费捉襟见肘，造成进口书刊业务的发展潜力降低，为此，我们又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出版业务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积极开拓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1986年，经国家科委和国家出版局批准，中图公司成立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其出版宗旨为"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主要业务是购买海外版权并在中国翻译和影印出版。世图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广州、西安设立了编辑部。

1991年，随着世图出版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国内教育科技界的热烈欢迎，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下设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分公司，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跨地域经营的出版社。世图公司各地分支机构的行政管理，由中图各地分公司领导，业务工作由世图总公司统一管理。

对于新兴的出版业务，公司确定由严文江副总经理专门负责，在人、财、物各方面总公司予以全力支持，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世图公司总经理由中图公司处长顾水娟担任，并在当地聘请年富力强的出版人才任各分支机构经理。

1996年，我和党委书记赵锦英亲自到西安考察，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李峰担任世图西安公司总经理。后来，李峰被提拔为中图公司副总经理兼世图公司总经理。

世图公司的管理模式因地制宜，独具一格。由于背靠中图公司，世图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中图公司与国外出版社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所需外汇可从中图公司外汇额度中列支，购买国外版权比较方便，出版业务发展十分迅速。世图公司成立10周年（1996年）时，已发展成为国内购买国外版权品种最多的出版社，共签订了2500多种书刊版权贸易协议，在国际出版界有一定知名度，成为中图公司的重要业务支柱之一。

在世图公司茁壮成长的同时，1988年，中图公司又与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在北京合作创建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出版社—万国学术出版社，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出席签字仪式。万国学术出版社由我担任董事长，严文江任总经理，专门出版中国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以英文版为主，由英国合资方负责向全世界销售。

创办北京国际音像博览会

1985年，为了促进音乐音像制品进出口和版权贸易，中图公司开始举办两年一届的外国音乐音像制品展销会。之后，展销会逐步扩展内容，发展成为"北京国际音像博览会"。

第一届外国、香港地区音乐录音制品展销会（后更名为北京国际音像博览会）吸引了宝丽金、华纳、百代、BMG等国际著名唱片公司，以及众多的香港出版公司参展。展览会从小到大，展出品种逐届增多，展品形式从音乐制品到电子出版物、多媒体和游戏光盘，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

到1997年，由于北京国际音像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和国内外音像市场的不断扩大发展。经公司建议，第七届北京国际音像博览会改由新闻出版署、广电部、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科委联合主办，由中图公司承办，展会层次得到了提高，李瑞环、李岚清、李铁映、徐惟诚、徐冠华、龚心瀚、于友先、孟晓驷等多位领导，主持和出席过博览会多项活动。国内著名指挥家李德伦、陈佐湟、严良堃、郑小瑛、卞祖善，著名作曲家吴祖强，著名歌唱家王昆、李双江、彭丽媛以及海外著名歌手苏芮、龙飘飘、童安格等，都成为展会的积极推动者和直接参与者。

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图公司为了方便用户选购国外图书，每年组织十余次小型外国专业图书展销会，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采编人员都觉得规模太小、品种太少、展销频繁、应接不暇。

1985年，在成功举办了北京国际音像博览会的基础上，公司又提出每两年主办一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以便吸引更多国外出版公司前来参展，方便国内用户集中采购外国出版物。

经报请国家科委和外交部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由中图公司承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经万里副总理批准，首届BIBF组委会由李鹏副总理任名誉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为主任，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刘杲和我为副主任。并请外交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北京市民航局、北京市铁路局等各出一位负责人参加组委会的工作。

1986年9月，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隆重开幕。30多个国家的著名出版公司和出版集团前来参展，来华外宾规格很高。党中央和国务院对BIBF十分重视，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严济慈，国务委员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李鹏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国主要来宾，并亲自主持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宴会。各大新闻媒体对首届BIBF都做了大量报道，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纪念邮资封"。BIBF被评为1986年中国出版界十大影响力事件之首。

中图公司为了进一步做大BIBF，提出了提高办展规格的方案，得到了各主管部门批准。从1996年第六届起，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改由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图公司承办。组委会主任改由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担任。这一升格与变动，使BIBF作为中外出版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从企业行为提升到中国政府对外活动。

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动员中央各部委所属的出版社积极参与，要求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统一组织出版社参展，国内参展规模迅速扩大。到2000年，展台数已由首届的66个增加到618个，超过了国外出版公司的参展规模。国内参展单位十分重视自版图书的质量，展台装修越来越精致，BIBF成为中外出版交流的重要场所。

1990年，我国颁布《著作权法》，中外版权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在博览会上签订的版权交易不断增加，到2000年，已从首届98项增长到8000余项。版权贸易一跃成为中外出版界在博览会的主要业务，BIBF也从以进口图书为主，演变为进出口和版权贸易并重。

BIBF的顺利发展壮大，与诸多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国务委员宋健，十多年来一直担任BIBF组委会名誉主任，出席了前九届博览会的开幕式和大型招待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博览会增添了光彩。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创办之初，每两年举办一次，从2002年开始缩短为一年一届，截至2019年已成功举办了26届。每届博览会均有国内500多家出版单位及来自英、法、美、日等国家和地区200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可以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版交流的最大的国际平台和文化名片。

组织承办海外书展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成功承办，增强了政府部门对中图公司的信任。中图公司在海外有众多分公司，与国外出版界联系广泛。为此，新闻出版署把海外展览和国际书展参展活动委托给中图公司承办。

1993年，经文化部和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图上海公司承办，我率中国代表团110余人，在荷兰鹿特丹举办了中国文化节活动。代表团成员中有20多位局级干部，成为当时中国在国外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书展。

1994年，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日内瓦国际书展。新闻出版署委托我率80多人的代表团参展。中国馆面积有400平方米，设在展区中央，展馆设计既有中国特色又美观大方，是整个国际书展的亮点。这是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在国际书展上亮相，日内瓦市市长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各国出版商和瑞士各界人士踊跃参观并购买中国图书等文化产品。

从1995年起，新闻出版署每年把伦敦、日内瓦、美国BEA、匈牙利、开罗、法国戛纳、美国E3等众多国际展览的参展组织工作交由中图公司承办。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数以百计，新闻出版署多次委托我担任团长参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图公司组织参加的国际书展项目占到全国出访参展项目的一半。公司领导严文江、赵锦英、赵惠媛、杨继先、宋晓红等都曾带团出访，广交各国朋友，加强了中国与各国出版界的联系。

开展两岸出版交流

1993年年初，我应台湾华一书局总经理邱志贤邀请访问了台湾。这是大陆出版界人士首次访台，受到台湾出版界的热烈欢迎。大陆代表团参加了由远流出版公司举办的柏杨先生编写的《资治通鉴（白话文版）》首发式，与莅会的蒋纬国先生会面。《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老先生专门设宴，介绍他的子女及所属八大报社的领导与我们相识。

1993年5月，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版协合作出版促进会会长许力以为首的大陆出版代表团访问台湾，双方签订了两岸交换举办书展的协议。新闻出版署建议1993年在北京举办台湾图书展览，由中图公司无偿承办。中图公司欣然接受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心筹备。

1993年11月，台湾图书展览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隆重举办。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许力以，以及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黄肇衡理事长、武奎煜、陈恩泉等人士出席了开幕式。书展共设置100个展位，展出307家台湾出版社的14140种、2万余册图书。这是两岸开放文化交流以来台湾出版界第一次赴大陆举办的大规模图书展览。书展结束后，全部展书由台方赠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1994年，中图公司承办首届大陆图书展览，代表团共有99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任顾问，我任团长。大陆21个省市181家出版社的1.7万余种图书参展。代表团所到之处，均受到台湾出版界的热烈欢迎。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专门举办了两岸出版之夜联欢会，两岸出版界同业同台合唱，气氛十分热烈，拉近了隔阂四十多年的感情距离，台湾海基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新闻局等单位领导都亲自接见了代表团。短短几天里，两岸出版界频繁沟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两岸出版界的双向交流。

承办大型国际会议

承办高规格大型国际会议是中图公司不意而得的一项业务。

1990年，公司展览部刘丽霞被国家科委借调帮助筹办国际环境保护大会等国际会议，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1995年10月，国家科委举办APEC（亚太经合组织）科技部长会议，会务工作决定交由刘丽霞负责的展览部承办。会议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举行，江泽民主席到会演讲，国内外30多位部长出席了会议。公司负责会务接待、会场布置、同声翻译、新闻发布、大型宴会等主要工作，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有此成功经验，国家科委主办的中欧科技、亚欧智能交通、APEC科技园区、中国—匈牙利、中欧智能交通、亚欧科技部长会议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均交由中图公司承办会务。这些会议规模大、规格高、语言种类多、国际影响力强，经常有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等国家领导人参会。中图公司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做好会务工作，得到了国家科委、外交部等主管部门领导的好评。承办国际大型会议，既密切了中图公司与国家科委的关系，又极大地提升了中图公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更为中图公司培养出了一支富有执行力的队伍。

扩大对外合作交流

我上任以来，就十分重视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出版公司的合作。

美国的约翰威立、麦格劳-希尔，英国的培格曼、麦克米伦，荷兰的爱思唯尔、克鲁维尔，德国的施普林格等诸多大出版公司都是公司主要进口商，它们的历任总裁经常来华访问，我在国外也经常与他们见面，双方直接用英语对话交流并洽谈业务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访华时，公司经常请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宋健接见。中图公司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们都积极参加，海外出版商在贸易上也一直给予中图公司最优惠的待遇。

1985年，德国施普林格总裁葛茨博士访问中图公司，主动提出给公司进口图书以38%的特别优惠折扣作为见面礼。葛茨博士80岁寿辰时在法兰克福举办了宴会，邀请了世界各国最著名的100多位院士、科学家出席，我是宴会上唯一来自亚洲的嘉宾。

美国的约翰威立出版公司第五代总裁布拉德福德˙威立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我和他相识于1985年，见面谈话深感亲切。每当赴美访问，我都到纽约总部的宏伟大楼看望他。他还专门介绍在总部主持工作的子女与我相识，以便与中图公司的友好关系一代代传下去。

日本东贩、日贩作为日本最大的两个发行商，积极组织日本出版界领导参加历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特别是东贩社长上泷博正先生，十多年来每年都组织30多位日本出版巨头集体参展，进一步提升了BIBF的层次。日本OCS公司与中图公司的贸易额较大，业务委托中图公司独家经办，年最高贸易额达5000万元。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及其所属新民主出版社是公司的老朋友，历届董事长李祖泽、赵斌、陈万雄等十分重视与中图公司的合作。中图公司前后委派杨继先、马汉生等五位干部借调到新民主公司任总经理。马汉生总经理任职期间，他是中图公司在香港的接待站。香港的广汇贸易公司卢益源、安浩总经理，大华贸易公司梁文耀总经理，黄氏公司黄若梦总经理，香港朗文公司沈维贤总经理等均与中图公司有着长期的良好贸易合作关系。

为国家创造巨额企业财富

我任中图总公司总经理16年来，公司党政领导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在各级干部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到1998年，中图公司各项经济指标与1984年相比均有显著提升：年销售额从1.4亿元增长到10亿元，年利润从1700万元增长到近2亿元，固定资产从2300万元增长到2.5亿元。总公司31个独立核算单位无一亏损。中图公司现金流极为充裕，现金结余近8亿元，是银行存款大户，当年仅利息收入就达3200万元。

公司的经营指标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为改善公司办公、居住条件和增加职工收入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建设中图公司办公大楼和职工住宅

我从上任中图公司总经理伊始，便下定决心改善办公条件，建设现代化办公大楼。1984年年底，国家科委把所属东大桥幼儿园场地划给中图公司作为建设用地。中图公司在保证幼儿园入托不中断的前提下，统一规划，建设成为公司办公大楼、职工宿舍、新幼儿园和西南小楼等4万平方米的建筑群。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先在空地建一个临时幼儿园，保证入托不间断；然后盖一栋14层高、有110多套房的职工宿舍楼和4000平方米的新幼儿园。最后，腾出的地方建设办公大楼。在当时，最困难的是拿到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20世纪80年代，国家基建计划压缩，大楼建设一拖再拖。行政处处长张家珍千方百计疏通各方面关系，最终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批准，中图公司的工程才一项一项完成建设，前后历时7年之久。

中图公司办公大楼工程由北京市五建公司承建，受当时的基建政策限制，楼高不得超过48米，最终建成的大楼地上10层、地下2层，建筑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当时建筑造价非常便宜，每平方米仅需800多元，整个大楼的工程建设仅花费1760万元。

看着新办公大楼一天天建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到了装修阶段，我亲自参与方案设计，每周去工地两次，每次都从一层爬到十层，丝毫不感劳累。

1992年9月，在第四届BIBF期间，中图公司隆重举行新大楼开业典礼。国务委员宋健出席讲话并祝贺。来自世界各国的400多位外宾，以及国内各级领导和同业共1000多人前来祝贺，共同庆贺当时全国出版行业最大的办公楼落成开业。

在北京总部大楼建设的同时，中图国内外各分支机构办公楼的建设和购置也在加紧落实。几年间，国内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大连分支机构的新大楼拔地而起，国外美国、英国、德国分公司购买的办公楼相继投入使用。中图公司从原来破旧的大杂院搬到现代化的办公楼，公司形象彻底改变，全体员工的着装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男员工西服革履，女同事衣袂飘飘，到处洋溢着中图人的自豪与自信。

同时，职工宿舍的购买和建造工作也紧锣密鼓地组织落实。公司组织专门小组并动员全体职工寻找房源，还对购房有功人员给予优先分房的奖励。十多年来，公司投入所有福利基金购买住宅，并用九爷府的业务楼置换60多套住宅，每年都有员工搬入新房。1997年，中图在北京团结湖花5000万元一次性购买了106套商品房，平均每套建筑面积100多平方米、价格不到50万元。每当职工喜气洋洋地搬入宽敞的新居时，公司领导都去看看以示祝贺。

我在公司任职的16年间，中图全公司共建设购买和置换住房1000多套，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的居住条件。随着公司效益的大幅度持续增长，职工工资与收益也同步提高。到1998年时，全公司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4万多元，比1984年增长60多倍；总公司本部人平均工资5万多元，是当时国内出版业工资水平最高的企业。此外，公司安排结余资金为职工购买补充养老保险，使职工退休后可领取基本养老和补充养老两份保险金，月收入相当于投保时的工资水平。

引入创建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

中图公司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这样跨越式的发展，与我们积极推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分不开。

1985年，中图公司主动向国家科委申请改制为企业，不要国家任何拨款，自负盈亏。像这样主动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的，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中图公司改为企业后，干部任免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国家科委只任命公司领导班子，以下各级干部和各分支机构总经理均由公司任命。同时，国家科委按效益审批工资总额，内部分配由中图公司自主决定。

为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公司制订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财务管理方面，在张耀富处长的领导下，建立起各种财务审批制度和程序，从严把关，堵塞漏洞，确保中图公司长期没有出现经济问题；人事管理方面，司学昆处长领导组织定期对各部门和各分支机构领导进行绩效考核，在工资和奖金分配上，实行岗位工资，奖金与效益挂钩，向有贡献的人员倾斜，激发出全体干部职工的干劲与活力；民主管理方面，建立职代会制度并成立工会，公司领导每年向职代会作工作报告，公司财务收支报告要通过职代会审查，同时由职代会决定各种福利制度。

在加强企业管理的同时，中图公司为提高管理效率，决定进口国外先进计算机。1988年，向国家科委申请到100万美元外汇，购置IBM-4381计算机和70多台微机，并委派吴立明、李涛等5人出国培训，实现了进口书刊业务编目、收订、发行的计算机管理，把工作人员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加快了单据流转，提高了准确性，增强了服务能力。这项应用是当时IBM-4381计算机在中国业务应用中最好的范例。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张和发展，总公司旗下已有30多个独立核算、经营良好的经济实体，在规模上已经成为当时国家提倡成立的集团公司。

20世纪90年代末，经国家科委批准，中图公司变更为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实行董事会管理机制，由我任董事长兼总裁，赵锦英任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严文江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我得以从公司日常管理事务中脱身，腾出时间来考虑中图集团的长远发展，同时培养公司主要领导接班人。

老骥伏枥，超期服役

国家科委原计划只是让我去中图公司工作一段时间，扭转局面后，仍要调回国家科委任用。后来，我确因中图发展需要无法脱身。

1986年，我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委员，以示信任和重视。

1994年，我年满60岁，到了退休年龄。考虑到原来规划的发展蓝图已经完全实现，应该急流勇退留些时间给家庭，我向国家科委提出退休的请求。但是，国家科委没有批准我的请求，多位科委领导明确表示作为特例，我要继续坚守岗位，进一步做强中图公司。

直到1998年7月31日，科技部（原国家科委）部长朱丽兰与副部长邓楠、李学勇三位领导在中图总公司召开干部大会，任命我为中图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甘师俊任董事长，宣读了《科学技术部关于对中图公司陈为江同志进行表彰的决定》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8年8月1日，《科技日报》头版刊登科技部对我进行表彰的消息。专门发文表彰离任干部，这在科技部历史上还是首次。

在中图任职的16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最精华、最有意义的时光。在漫长的工作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大型国有企业的法人既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又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做一把手，最重要的是改革创新，要坚持对国家负责、对公司负责，要为职工做好事、谋福利，要坚守"坦诚相见，宽容相待，与人为善，以情感人"的做人准则。

不忘初心，发挥余热

2000年1月，在我年届66岁、担任名誉董事长期间，经新闻出版署提名，我被推选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从而离开中图公司走上新的岗位，一直工作到2006年。在此期间，我在于友先主席的领导下，组织了全国重要出版奖项的评选，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和港澳台的出版交流，努力把这些对外交流合作项目与中图公司业务相衔接。

风雨彩虹十六载，岁月无悔一首歌。我在中图工作了整整16年，努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推动国家科技文化事业发展的工作中，锐意改革创新，勇于探索实践，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出版改革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图公司原董事长兼总裁）